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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时，更严重的问题是：一些大银行，看到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有不一致的资本准备金要求，便觉得有机可乘，想方设法把资产从计算信用风险的银行账户(banking book)转移到计算市场风险的交易账户(trading book)上去。这样，就可以用《市场风险补充案》所允许的内部风险模型来计算资本金需要量，而非套用巴塞尔I的代数公式。这样一来，不用等到巴塞尔I的变更，就已经从本质上抛弃了巴塞尔I，造成政策的更新换代。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套利(capital arbitrage)或监管套利(regulatory arbitrage)，钻政策的空子，以期达到减少资本准备金的最终目的(具体案例会在本章第四节谈论摩根银行信用衍生产品时详细描述)。

　　对于银行界的"肆无忌惮"，监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，得有所反应。这第一回合便是了解情况，实地考察，掌握第一手资料，看看巴塞尔I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，有多严重；看看银行界如何细化量化信用风险，如何使用信用风险模型，有些什么参数变量，模型怎么设计的。自始至终，这是一个银行监管者的项目，必须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，考虑巴塞尔I要不要修改，若要修改的话，怎么改，如何减少资本套利，等等。

　　这个项目首先就落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，这与它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有关。

　　3．纽约联储在银行监管政策制定

　　中的重要地位

　　纽约联储向来是美国商业银行政策制定的神经中枢、桥头堡。很多政策，尤其是有关大型银行和现代银行经营方面的政策，要么起源于纽约联储，要么由纽约联储来审查核实，像是非纽约联储莫属。纽约联储也乐意充当这个主人翁的角色，每每率先领头，不甘落后，以显示其重要性。

　　纽约联储的这个政策桥头堡的作用，受益于它得天独厚、无与伦比的历史、地理位置。早在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之前，纽约的摩根财团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充当着中央银行的职责，在经济危机时刻提供紧急信用和流动储备。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，很多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纽约，比如，摩根、大通、花旗、纽约银行等，其他银行也多多少少在纽约有落脚处。现在，银行经营国际化，国际上有些规模的银行基本上都在纽约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，诸如德意志银行、瑞士的瑞士信贷银行(CSFB)和瑞士银行(UBS)、英国的汇丰银行(HSBC)和巴克莱银行(Barclays)，还有日本的诸多银行等。而这些外国分行和代理机构又大都属于纽约联储管辖，就使得纽约联储-- 也唯有纽约联储-- 能有这个条件，不仅掌握本国银行的第一手资料，而且能够得到外国银行的宝贵材料。纽约联储的这个信息制高点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金融监管部门所望尘莫及的，几千个大大小小、本土国外的银行聚集在小小的曼哈顿岛上，囊括最先进的科技、产品和人才，银行监管者们自可从中全面了解整个银行业的运作模式。

　　由国内推向国际，近十几年来，纽约联储在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的舞台上，也表现活跃，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前面提及过的，我工作期间的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，曾兼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，此项殊荣足以证明纽约联储的世界地位。纽约联储有十多位专职从事监管政策制定的高层官员，对巴塞尔协议和其补充案了如指掌，用英文的白话说，这些政策都是他们的baby(婴儿)，亲手呵护，抚育成长。他们尤其引以为豪的是巴塞尔I的《市场风险补充案》，经常议论是如何力排众议推动这一历史创举的。

　　在银行界，广为人知的纽约联储政策制定的代表人物是Christine Cumming和 Darryll Hendricks，前者曾于1997-1999年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风险管理组的主席，后者曾主管巴塞尔总体资本的工作小组。由于他们作风亲善又专业精通，银行界乐意与纽约联储交流对政策的看法。纽约联储的其他银行监管的高管，也都多多少少在巴塞尔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要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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