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行动比态度更重要--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、善共事、干好事
解放军成员以农民为主体，这和我国的国情相关。我到部队后，常听基层指挥员说的一句话就是：革命是干出来的。解放军是所大学校，这所学校是宣传队、工作队，但首先是个战斗队。
作为竞争性组织，解放军培养骨干的经验是用鲜血换来的。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战争，极端政治化、极端的政治建军思想逐渐影响到军队建设。训练少了，考核标准变了。只看怎样说，不看甚至也没有机会看怎样做了。结果是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，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，发生了一场边界战争。战争一开始，解放军的损失很大。战争使大家明白，精神原子弹并不是可以时时爆炸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能打胜仗来保障。因"文化大革命"间断了近十年的军事训练、武器装备更新又重新成为军队建设的主旋律。最重要的是，中国军队终于明白，要把做事放在首位，在做事的过程中考查、检验"政治合格"。
今天回忆起来我常常会纳闷：30多年前，党内某些人怎么会产生"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"的思想？在这种思维下，国家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吗？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起来吗？
企业本来是个竞争性组织，但我们的一些企业家、企业管理学者，却在企业中片面强调做人文化。在"要做事先做人"、"先做人后做事"的文化氛围下，员工做事先问为什么，而不是去想怎样办。企业失去了创造价值这个核心，而成为一个权力场、权谋政治场。久而久之，企业自然失去市场竞争力。"要做事先做人"、"先做人后做事"的口号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。我不是说"做人"不对，而是说，片面进行这种企业文化熏陶，人才最终会迷失奋斗的方向，组织会丧失应有的竞争力。
战国时有个齐湣王，他常感叹国家缺乏人才。一天，一位谋士对他说："我知道有个人对君王很忠诚，对父母很孝顺，对朋友很诚信，对邻里很和睦，这个人可不可用？"齐湣王很高兴："有这样的人，那太好了。"谋士又说："但这个人遇到坏人欺负不会还手，只能忍受。"齐湣王立即说："不行不行，现在正是战乱时期，我需要勇敢的人。"谋士又说："这个人之所以打不还手，是因为君王制定了法律，杀人偿命。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才这样做的。"于是，齐湣王陷入了两难的困境。
这个人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好人，但又是个"不作为"--缺乏创新、创效能力的人。作为企业，会用这种人吗？
对大部分人而言，在做人方面是不上不下的，会"做人"的圣人少，而品德败坏的小人也不多。大多数人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"自由人"。不愿意承认员工是"自由人"，指望以领导的"做人"标准作为企业所有员工的行为准则，从而达到对员工思想和行为的控制，在领导的思维半径内思考和行动，这是领导对自己领导力不自信的充分表现。做人的标准主观性强，而做事的标准客观性强。"先做人后做事"文化使员工养成一种做事看动机而不是看结果的思考习惯。在"动机"的揣摸下，企业容易形成互不信任的内部文化。由于做人标准的主观性，给企业员工造成要处处表现自己会"做人"而不是"做事"的能力。
在以"做人"为第一标准而不是以"做事"为第一标准的企业中，人才的流失与庸才文化的风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为什么"做人为先"会造成庸才文化大行其道呢？中国人科学思想的缺乏在企业管理中显得尤其突出，甚至有很多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管理只是艺术，"先做人后做事"恰恰符合了这种非科学管理的思想需求。
建立企业的做事文化，实际上是确立一种导向。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，企业有一批想干事、能干事、会干事、善共事、做成事的员工，这个企业就具有了竞争力。
卡耐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我年纪越大，就越不重视别人说些什么，我只看他们做了什么。中国谚语也有"一个行动抵一万句口号"的说法。
